新华社北京8月24日电(记者董艺兴、王、肖)1998年7月，转会到德甲球队法兰克福，成为第一位“留学”并在欧洲五大联赛进球的中国球员。

此后，范志毅、孙继海、马明宇、李玮峰、李铁、邵佳一、郑智等国内优秀球员也相继出现在欧洲五大联赛，有的成为主力球员。

目前，吴磊是中国国家队唯一“出国留学”的队员。上赛季，他代表西甲球队出战34次，大部分时间只能替补出场，只有3球2助攻。

2022年卡塔尔世界杯亚洲区预选赛第二轮(40强)A组，中国队3-1击败叙利亚队，武磊队庆祝进球。新华社

然而，在上半年结束的40强世界杯亚洲区预选赛中，武磊在最后4场比赛中贡献5球2助攻，帮助国足打进12强，赢得了外界的一致好评，也引起了社会各界对球员“留学”重要性的重新审视。

中国球员“留洋”现状：人丁稀少，与日韩差距还在拉大

从“留学”的数据可以看出，亚洲数一数二的足球运动员，中国和日韩的差距正在拉大。目前，韩国有很多球员在欧洲五大联赛踢球，而日本有足够的球员组成球队在五大联赛踢球。每支球队都有很多主力球员，比如热刺的孙兴民，斯图加特的远藤航，利物浦的南野拓实。

孙兴民在2021-2022赛季英格兰超级联赛第一轮结束后庆祝。新华社(大卫摄)

中国足协主席陈徐媛表示，中国足球需要加快走出去的步伐：“派出球员是中国足协必须要做的事情。国外有成千上万的日本青少年踢足球，而中国很少。如果是这样的话，就意味着未来10年我们的足球和日本的差距会越来越大。”

“留洋难”难在哪儿？

在调查中，记者了解到，近年来，越来越多的低龄甚至未成年球员前往欧洲、巴西等地深造，而中国球员“出国留学”则趋于低龄化，这些孩子大多自费出国。

但另一个现实问题是，由于种种原因，这些孩子在国外很难站稳脚跟，只有少数球员成年后才能获得在一些低水平联赛踢球的机会，导致“留学”逐渐“镀金”，“出口转内销”的现象十分普遍。

目前出国留学难的原因有很多，包括自身实力不足，国内高薪带来的动力不足，文化语言障碍带来的融入困难，年轻选手之间缺乏竞争。

第一，中国的青训基础差，底子薄，球员很难凭借自己的实力在海外站稳脚跟。“出口转内销”更多的原因是玩家自身能力不足。

第二，国内顶尖选手依然存在留学动力不足的问题。在限薪令出台之前，球员在国内联赛赚钱相对容易。即使在目前限薪的影响下，国内球员的收入仍然高于“留学”，导致一些有能力“留学”的球员失去了在更高平台上进的动力。

三是受文化障碍、语言障碍、生活习惯不同的影响，很多“留学”选手难以融入社会环境和团队环境，逐渐被边缘化。以女足球运动员王寿彭为例。在为巴黎圣日耳曼效力期间，她在日常生活中遇到了很多困难。这已经成为王寿彭决定回国踢球的一个重要因素。

王寿彭在东京奥运会女子亚洲预选赛第二回合庆祝了这个进球。新华社记者纪摄

第四，很多受访者透露，目前外出“留学”的幼儿遇到的最大问题是普遍缺乏游戏甚至没有球玩。目前无论在欧洲还是巴西，由于当地政策限制，中国孩子不能随意参加当地官方比赛，只能和他们一起练习。这几年，恒大足球学校每年都会送25个孩子去西班牙训练。因为不能参加当地联赛，所以一开始就要预约。后来，他们不得不组织一场比赛，邀请其他人参加。曾在巴西待过一段时间的泰山队队员赵建飞说，去巴西的时候，他只有十五六岁。他太年轻，不能参加正式比赛。每个周末，圣保罗俱乐部都会安排中国球员与附近球队进行友谊赛，但友谊赛的质量无法与联赛相提并论。

“留洋”需整体规划 更重要在于治本

从国足40强赛的表现中不难看出，吴磊“留学”的表现依然明显好于场上其他球员。“出国留学”仍然是稳步提升中国足球水平的重要途径之一，但更重要的是要统筹规划，在提升国内青训水平的同时，夯实基础。“留学”永远不应该作为捷径。

陈徐媛说：“中国足协的目标是在今明两年内派出全系统的青年队。我认为这是中国足协必须要做的事情。有两个问题需要解决，一个是保护，包括教学、生活等。让孩子和父母没有后顾之忧；二是要

中国足协主席陈戌源。新华社记者 潘昱龙 摄

陈戌源认为，从过往几十年发展看，要把青训真正做好，应该上升到国家行为，政府要为整个青训事业担当更多的义务。

对此，天津市体育局局长李克敏建议，由中国足协牵头成立一个青少年足球海外发展基金，并立足2035年建成体育强国目标，制订15年海外人才培养计划，培养1000-2000名高水平人才。同时，恒大足校校长王亚军也建议在国家层面设立青训发展基金，对青训卓有成效的机构和队伍提供一定的资金支持或奖励政策，来达到鼓励“留洋”深造的目的。

青训、校园足球取得阶段性成果

与“留洋”问题众多、现状不乐观的情况相比，国内在青训、校园足球开展方面整体呈向好趋势，已超额完成了到2020年建成两万所足球特色学校的目标任务，踢球的孩子稳步增多。尽管各地足协、足校、俱乐部梯队、特色校的运作模式、培养方式、投入都各有不同，中国特色足球青训体系正在摸索中逐步建立，并取得了阶段性成果。

以恒大足校为例，自2012年成立起，截至目前学生球员已累计入选国少、国青436人次、150多人，向俱乐部输送累计超100人。恒大足校还培养了500多名中方教练员，其中B级以上的教练员接近10%。

记者在采访中了解到，北京市在2019年实现了“八个一体化”的青少年校园足球发展模式，并创建了“5816满天星”青训体系。由体育和教育部门共同布局5个市级、8个大区级、16个行政区和学区级综合配套功能完善的青训中心。同时在2017年率先推出青少年足球俱乐部定级赛，并在2018年率先推出青少年足球俱乐部联赛，2019年的参赛人数达到10782人。

大连实验小学球员在踢球。新华社记者 董意行 摄

记者在调研时实地探访大连实验小学时看到，孩子们踢球已经颇有章法，学校也把开展校园足球作为一种有效的教育手段，尝到了甜头。

体教融合有待推进 优质资源难以整合

在2020年教育部、国家体育总局《关于深化体教融合 促进青少年健康发展的意见》文件公布后，足球领域的体教融合工作有所进展，但尚未取得实质性突破。

在目前教育优先的理念下，很多家长送小孩加入职业梯队的意愿有所减弱。河南建业外国语中学足球队总教练宋琦说：“家长的观念也在转变。如果孩子能踢出来就去职业队，但是一定不能放弃学业，家长更愿意让孩子在学校里面做体育特长生。”小学阶段踢球的孩子很多，初高中阶段就断崖式下滑已成为各地的常态。

在这样的大背景下，多地的职业俱乐部和地方足协都在进行体教融合实践，与学校进行深度合作，实践将梯队放进校园以解决家长的后顾之忧。

然而目前由于在赛系、赛制的设置上有不同的看法和设想，教育系统和体育系统只能由两个系统各自办赛，双方的优质资源难以整合，体教融合的实际难度仍很大。

中国足协执委、成都足协主席辜建明（左）向新华社记者介绍情况。

虽然整合难度大，但足球界主流声音仍认为体教融合是大势所趋。中国足协执委、成都足协主席辜建明表示：“有一些声音说要回去走体校的老路，体校模式并不符合现代球员的成长规律和社会经济的发展需要。一定要坚定信心，继续往下推进体教融合。”

精英青训发展存在诸多痛点

——缺少青训教练员和教练员讲师。据介绍，目前中国足协的注册教练员人数为6万，教练人数尤其是高水平青训教练短缺。

辜建明认为，比起缺乏教练来更严重的是缺乏高水平的教练员讲师。建立起教练员讲师队伍是培养教练员的核心，中国足协目前没有一名职业级教练员讲师，而人口只有30多万人的冰岛却有数十名职业级教练员讲师。国内教练员讲师的培养长期被忽视。他认为，高水平的教练员讲师需要同时具备职业足球背景和外语水平，属于稀缺人才，应该出台政策鼓励讲师队伍建设。

新华社记者赴云南省足协了解云南省足球发展情况。

——青训补偿难获保障。云南省足协主席常林说：“在参加陕西全运会男足资格赛前，我们发现云南籍03年龄段球员有近百人分散在其他俱乐部和地方队，当云南向他们发出征召函时，大部分人因签了协议，不能代表云南出战。我们在追溯他们信息时，却找不到转会情况，更别提青训补偿了。作为没有职业球队的欠发达地区地方足协，权益该如何保障呢？”

大连市体育局局长温殿斌介绍，由于青训投入金额大、时间长、见效慢，现在很多职业俱乐部都选择花钱从其他地方挖好苗子，但由于缺乏相关的限制政策，被挖角的地方足协或青训机构并没有办法阻止类似的球员流动，其利益和积极性受到挫伤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