新华社北京8月24日电(记者肖、徐积仁、)自1994年职业改革开始以来，中国职业足球联赛一直面临“职业化缺失”的折磨。新华社近日围绕联赛热点问题进行调研采访，探索中国职业足球联赛向何处去。

为什么会出现“股东借贷”的现象？

2020年底，中国足协宣布“非企业化俱乐部名称”改革开始。俱乐部的名字容易改，难改的是“企业联赛”的本质。

中国足协官网截图。

不少足球人表示，很多企业投资俱乐部不仅仅是为了期待广告效应，更是为了获得地方政府的“对价回报”(如商业和土地政策支持、减税免税等。).一旦母公司得不到预期回报或者经营不善，亏损多年的俱乐部就会成为牺牲品。

过度依赖母公司注资导致职业联赛出现“股东借款”现象，即母公司每年以借款的形式向俱乐部注资，与俱乐部形成债务关系。据了解，各级联赛中很多俱乐部都是以这种模式运作的。一旦母公司无法继续注资，很多俱乐部背负数十亿的债务，难以引入新的股东。据业内人士表示，这是一种非常不健康的运营模式。

股东借款的形成有特殊原因。据几位俱乐部人士介绍，俱乐部是一家独立的有限责任公司。俱乐部的大部分资金来自母公司的税后利润。俱乐部使用资金时(如工资发放等。)，还需要交税，这实际上形成了重复纳税。借贷形式的资本注入可以减少税收。

中国足协权威人士认为，股东债务已经成为未来推进俱乐部股权多元化改革的一大障碍。“股东债务实际上是俱乐部经营亏损，新股东不可能承担。这就涉及到如何评估资产的问题。如果一刀切，企业肯定会响应，但没有这次改革，很难推进。"

前河南建业俱乐部是为数不多的没有采用股东借贷模式的俱乐部。俱乐部董事长戴介绍，由于俱乐部遗留债务问题较少，建业集团愿意以零价转让股权并承诺承担历史债务，俱乐部今年初可顺利引入郑州、洛阳国企注资，率先实现股权多元化，确保俱乐部稳定健康发展。

为什么拖欠工资的问题很难解决？

欠薪问题一直是困扰中国足球发展的痼疾，也是中国足球“不专业”的具体表现。

为了打击欠薪，中国足协出台了严格的“工资奖金确认表”制度。若俱乐部未能如期提交所有球员、教练和工作人员签署的《薪资奖金确认表》，俱乐部将被取消联赛参赛资格，但实施效果仍大打折扣。有的俱乐部先说服球员签字确认已经拿到全额工资，再在入队完成后解决球员拖欠工资的问题。

为什么玩家在欠费的时候选择“收钱”？根本原因是球员工资的司法救济不顺畅。一旦俱乐部因为无法完成入队而解散，球员损失更大。

新华社记者潘小龙摄

《体育法》规定：“竞技体育活动中发生争议，由体育仲裁机构负责调解、仲裁。”

代理多起欠薪案件的律师事务所刘律师表示，在实践中，如果俱乐部解散，没有法律强制执行效力的中国足协仲裁委员会无法做出有效处罚。球员只能通过劳动仲裁或法院起诉获得报酬，但大多数情况下，劳动仲裁机构和法院以“体育法规定由体育仲裁机构调解”为由拒绝审理案件。在这种情况下，

卫恒律师事务所合伙人周明建议，最高人民法院的典型案例或司法解释的颁布，可以为劳动仲裁机构和人民法院依法处理拖欠工资和球员、教练培训案件提供相应的指导。但球员、教练员的注册、转让等身份问题属于体育行业自治，司法机关不应介入。

如何实现财务平衡？

俱乐部过分依赖母公司输血，负债过高，反映出职业联赛收支严重失衡。据统计，2018赛季中超俱乐部平均支出超过11亿元，但平均收入不足7亿元，年平均亏损超过4亿元。

中国足协主席陈徐媛曾经说过，要达到财政平衡需要三到五年的时间。“未来只有实现财务平衡或盈利，才会吸引更多投资者参与。”

2020年底，中国足协颁布了新的限薪限投政策。中超俱乐部年支出不能超过6亿元，国内球员税前年薪不能超过500万元。节流是中国足协促进俱乐部财务平衡的第一步。不少俱乐部投资者对此表示欢迎，称限薪令和限投令有效抑制了泡沫，缓解了投资者面临的资金压力。

中国足协限薪限投说明。

专家建议，除了限薪令之外，还应该引入限薪令，以帮助俱乐部减少开支

今年初，关于职业足球的“公益属性”一度引发争论。多名足球界人士认为，职业足球和职业联赛有商业属性，但同时也是公共产品，具有公益属性。职业俱乐部更是城市名片，因此不能将职业足球简单理解为市场行为。“如果只是普通公司倒闭，为什么职业俱乐部解散会产生这么大的社会反响？”

即使在高度市场化的欧洲足球联赛，实现盈利的俱乐部也只是少数，政府给予俱乐部资源支持较为常见。西班牙、意大利等国曾为足球制定税收优惠政策。据统计，欧足联54个成员国或地区的673家顶级联赛俱乐部中，有57%的青训基地产权来源于政府，供俱乐部免费或优惠使用。2018年世界杯冠亚军法国和克罗地亚的顶级联赛俱乐部青训资金来源中，分别有10%到33%来自政府投入。

在中国的职业联赛中，多数俱乐部没有属于自己的训练基地。“我们没有基地，青训队伍甚至一线队都在到处流浪。俱乐部即使有钱也很难单凭自己的力量拿地建基地，这都需要政府的支持。”某老牌中超俱乐部董事长表示。

据介绍，地方政府可通过以下途径为俱乐部提供扶持，推动俱乐部可持续发展：制定针对性的减税政策和成绩奖励政策；免费或优惠提供场馆和训练基地；安保费由政府购买服务解决，减轻俱乐部负担；提供青训资源支持，解决球员入学学籍问题；出台有针对性的工会经费提缴政策等。

造血能力如何提升？

资深俱乐部管理人士郑明博士表示，职业俱乐部的收入来源主要为“三费两票”，即（电视和新媒体）版权费、广告费、转会费、门票和彩票。提升俱乐部商业开发能力需要时间，转会费受限薪令影响，门票收入在疫情下基本为零，能够在短时间内取得突破的就是版权费和彩票。

在版权费方面，欧洲职业俱乐部的版权收益约占俱乐部总收入的50%左右，而中超俱乐部2019年疫情前的版权收益不足收入的10%。由于受版权购买者资金困难的影响，中超联赛2021赛季版权收入在3亿元左右，处于近年来的最低点。如何提升联赛观赏性、增加版权收入，是中国职业俱乐部联合会（职业联盟）成立后的一大课题。

此外，“足改方案”中提出要“积极研究推进发行以中国足球职业联赛为竞猜对象的足球彩票”，同样受到足球界各方的关注。

上海申花俱乐部董事长吴晓晖说：“欧洲足球联赛版权为什么能卖出好价格，球场观众为什么那么多？我始终认为跟足彩分不开，足彩提高了联赛的版权价值、球场广告收入、门票收入等，是一个连锁反应。”他表示，如果足彩收入能拿出几个百分点分给足球行业，则俱乐部不仅会收支平衡，甚至会有盈利，这将降低俱乐部因资金困难解散或退出的概率。

资料图：上海申花俱乐部董事长吴晓晖。

彩票在日本J联赛的发展史上占据重要位置。2001年，日本开通专门竞猜国内联赛的足球彩票“TOTO”，彩票销售额约11%返还体育团体，为俱乐部发展奠定了财政基础。彩票发行也使得J联赛在2001年的上座率提升了51%，极大地推动了日本足球联赛的职业化进程。2013年，日本又推出带有乐透性质的足球彩票“BIG”，成为日本最畅销的公营彩票。

中国足球界权威人士表示，应保证一定额度的公益金返还给职业联赛，才能更好调动各方积极性。多位足球界人士都持同样的看法。

中国足球曾深受“假赌黑”的荼毒，发行以中国足球职业联赛为竞猜对象的足球彩票关系重大，有关部门应做好风险研究，确保彩票发行工作健康、可控，同时惠及足球事业发展。

此外，母公司注入优质资产，也是不少受访者提到的改善俱乐部经营状况的有效手段。中甲联赛成都蓉城俱乐部母公司为成都市属国有企业兴城集团，据俱乐部常务副总经理姚夏介绍，在集团协调下，俱乐部入股了兴城集团旗下如砂石开采、二手车拆检等优质资产和项目，将每年获得的分红作为俱乐部收益。此外，兴城集团还积极推动蓉城俱乐部参与足球公园、运动康养中心建设等体育产业的开发项目，为俱乐部提升造血能力提供助力。

新华社记者赴成都蓉城俱乐部采访。

“这一方案在俱乐部成立之初就设计好了。俱乐部不能每年都全部依靠母公司注资，优质资产的收益能够保证俱乐部的基本运营经费，实现可持续发展。”中国足协执委、成都足协主席辜建明说。

何时能实现俱乐部财务平衡？职业联盟筹备组内部人士测算，随着各项成本控制政策的生效和职业联盟成立后市场开发能力提升，各俱乐部将在2027年左右实现财务收支平衡。如果足彩顺利发行并保证一定比例的公益金返还俱乐部，这一目标有望在2024年实现。

职业联盟还缺什么？

成立职业联盟被认为是推动联赛市场化进程的关键一步。“足改方案”中明确设立的职业联盟迟迟未能成立，一直受到舆论的质疑。建业集团董事长胡葆森表示，这一变数对很多投资人的信心造成了影响。

建业集团董事长胡葆森（左）接受新华社记者采访。

“职业联盟目前还是筹备组的形式，听命于足协，也没有存在感。这种情况下很难把市场的资源和价值发挥出来。职业联盟应该能真正地管理联赛，中国足协才能把精力放到国家队、青训和社会足球上去。”一位职业俱乐部投资人如此说。

“如果只是管联赛竞技方面的话，不需要职业联盟，只需要一个中国足协的执行局。联盟成立标志着国家给它市场化的一个地位，也是给所有的投资者和潜在投资者的一个定心丸。”

市场化运营的职业联盟能否顺利运转也有待实践检验。一名地方体育局、地方足协负责人表示，职业联盟与地方政府、地方足协的关系还需进一步厘清。某中乙俱乐部董事长认为，未来的职业联盟作为社团法人，在协调政府资源等方面能力较弱，跟地方政府打交道可能会出现问题，尤其是在相对不受重视的低级别联赛中，这需要有完善的制度设计。